马克·库班希望解决美国处方药价格危机

目前，库班的新公司只对仿制药提供折扣。在美国，制药公司被授予新药专利，还有一种叫做排他性权利．这意味着制药公司有权在12到16年的时间里以任何他们想要的价格销售药物(基本上是合法的垄断)。

独占期结束后，其他药品制造商可以开始生产和销售同一药物的仿制药。如果很多公司都生产仿制药，药物的价格就会迅速下降。如果更少的公司介入，也许是因为这种药物治疗的是一种罕见的疾病，那么即使是仿制药也可能仍然很贵。

好消息是五分之四在美国开的药都是仿制药。与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西班牙和英国等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相比，美国人在仿制药上的花费要高出84%，但不是仿制药打破了人们的预算。罪魁祸首是受专利保护的名牌药物。

大卫·米切尔患有一种无法治愈的血癌叫做多发性骨髓瘤。他目前正在服用四种非仿制癌症药物，每年零售价为93.5万美元。

米切尔说:“我正在服用的一种药物零售价约为1000美元一粒，但制药公司的生产成本不到1美元。”“这就是制药公司的利润率。”

米切尔是现在患者需要负担得起的药物该倡导组织呼吁立法者限制名牌制药商享有的排他性权利，并进行其他将降低药品价格的重大改革。

尽管在美国，名牌药物只占所有处方药的16%，但它们却占了处方药总支出的88%，根据兰德公司．虽然美国人在仿制药上的花费只比其他国家略高，但在同样的名牌药上，他们要多花344%的钱。

米切尔说，名牌药是导致处方药价格危机的原因，不幸的是，库班的新公司只销售仿制药，没有解决这个核心问题。

为什么其他发达国家为同样的名牌药品支付的费用少了近四倍?米切尔说，因为他们的政府被允许直接与制药公司谈判降低价格，但在美国却不行。

当国会起草现行医疗保险立法早在1983年，制药公司就成功地游说加入了所谓的“不干涉条款”。该条款禁止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部长“干涉”药品制造商和处方药计划发起人之间的谈判。

在实践中，不干涉条款意味着作为处方药最大买家的美国政府医疗保险美国不能利用其集体购买力来谈判更低的价格。相反，谈判权被移交给了私营企业药房福利经理或pbm。

问题在于药品福利管理是由利润驱动的。他们本应为医疗保险公司、大雇主甚至医疗保险受益人争取更低的价格，但他们却通过从药品成本中抽取一定比例来赚钱。米切尔等批评人士说，药品福利管理机制因此受到激励，使药品价格保持在高位。

米切尔说:“我们现在的处方药系统是为了让那些靠它赚钱的人受益，而牺牲了它应该服务的人。”

库班的新公司之所以能提供如此低的价格，原因之一是它注册为PBM，这意味着它可以与制药商谈判自己的交易。既然库班已经很有钱了，他不是为了钱。他并没有通过加价来赚取丰厚的利润，而是只增加了足以支付成本和维持业务运行的药品。他称之为"公共利益集团按照这个标准，所有其他药品福利管理机构都应该被称为“股东利益公司”。

“重建更好法案，该法案于2021年11月由众议院通过，其中包括几项条款，将降低数百万美国人的处方药价格。目前该法案正在等待参议院的投票。

首先，该法案赋予政府与制药商就少数非常昂贵的药物进行价格谈判的权力。到2025年，可转让药品名单将不超过10种，并在此基础上缓慢增长，但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如果参议院通过这项法律，处方药的自付费用也将限制在每年2000美元。这听起来可能很多，但米切尔目前每年自掏腰包为他的抗癌药物支付26,000美元。所以，这又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大步。

但这项立法提案没有触及的是那些让制药公司能够在十多年内定价的专有权。制药业表示，他们需要合法的垄断来收回昂贵的研发成本。

换句话说，如果像米切尔这样的人想要延长生命的药物治疗无法治愈的癌症，那么制药公司就需要为他们的辛勤工作和创新获得补偿。

制药行业的论点是有逻辑的，但米切尔说，他们遗漏了一些重要的细节。首先，大多数真正的“创新”科学工作都是由纳税人通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对研究型大学的拨款来资助的。当一家制药公司发现一项有前景(即有利可图)的创新时，他们会低价购买专利，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专利。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公平补偿的问题。是的，应该允许制药公司通过提供拯救生命的药物来赚钱，疫苗或者治疗，但要花多少钱?根据一个分析如果被西部健康公司收购，名牌制药公司可能会损失1万亿美元的销售额，但它仍然是美国最赚钱的行业。

“我非常重视激励创新的整个概念，”米切尔说。“我需要新药，否则我会比我预期的死得早。但是，即使国会提出了这项立法，我们也远远没有做任何会扼杀创新的事情。”